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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在热炒一篇副部级水平的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发布的一篇研究论文：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摘 要：“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明清时期 “闭关锁国” “自主限关” 任何政策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时期，世界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西方列强在全世界加速了殖民扩张的进程。面对国际环境前所未有的巨变，面对汹涌东来的西方殖民狂潮，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自民国时期以来，明清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国内外学界讨论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占据主流的一种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即被迫实施全面关闭国门的政策。这一学术观点背后隐藏的核心文化观念是封闭与开放、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是特定时代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文化产物。然而，“闭关锁国”作为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标识性概念，长期传承下来，写入了各类教材和学术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在广大民众中形成“共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央政府实施的对外政策、沿海地区的贸易状况，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为我们深入思考“闭关锁国”概念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本文拟系统梳理学术界关于“闭关锁国”概念探讨的得失，深入考察这一概念的渊源流变，全面探讨明清时期国际环境和中央政府对外政策及其影响，从政策和实践两个层面剖析当时中国是否实行过严格意义上的“闭关锁国”政策，判明用“闭关锁国”来概括明清两朝对外政策是否准确。 一、学术界有关“闭关锁国”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学术界长期关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及相关问题。早在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就对“闭关锁国”政策进行了研究。陶希圣在《闭关政策的渊源》一文中，讨论了历代闭关和开放的外交政策；又在《战国至清代社会史略说》中考察了“闭关政策”的实施，认为“国外贸易自由与闭关主义之争，自宋历元，以及明清，绵亘至千年之久”。也有学者对“闭关锁国”进行反思。例如，时人将林则徐写给英国国王的信重新发表，以此肯定林则徐的外交举措。 民国时期大多数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是力持闭关主义，欧洲人到中国来通商，不但限于一定的地方，并且限于一定的季节。……欧洲人要打破中国的闭关主义，便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发生出来的，而英国当时在远东的商务又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所以为着鸦片问题，英国就首先用炮舰冲破了中国的闭关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清朝的外贸政策有所反思。王仁忱较早对清朝“海禁政策”进行梳理。他认为，清朝采取对外贸易限制政策的原因是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也是在政治上采取的一种戒备措施。1956年，毛健予在回复读者有关“清代闭关政策”的问题时，肯定了马克思等人的观点，认为清朝闭关不是完全闭关，与防御资本主义侵略直接相关。这表明当时社会上对清代闭关政策尚存争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清代闭关政策与明清市场性质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1958年，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讲到鸦片战争与闭关政策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自由贸易，封建国家实行的是闭关政策，这两种通商制度的矛盾，正是两个社会制度矛盾的体现，这就是鸦片战争前中英的矛盾。”这一观点遭到孔经纬的质疑，他认为中英矛盾并非两种制度的矛盾，而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清朝实施闭关政策目的是维护自身统治。不久，湖北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撰文答复，指出前文确有淡化政治因素的缺陷，但清代“闭关政策”值得讨论，认为该政策起始于17世纪，而非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反驳了有些学者论证贸易量增加可说明清朝没有实施闭关政策的观点。 此后，孔经纬似乎没有给予更多回复，而是参与了一场明清市场形成问题的讨论。孔氏认为中国民族市场是在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李湘认为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杨志信认为民族市场形成于明朝后期。学者对明清市场性质的讨论，与断定明清社会性质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更是考察明清时代是否实行闭关政策的重要线索。尽管以上学者对明清市场形成问题的讨论尚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但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1979年3月13日，戴逸发表《闭关政策历史教训》一文，讨论清代闭关政策得失。该文认为清朝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它不仅限制国人出海，同时也限制洋人经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阻碍。此文很快得到学术界关注，引发了学者对清代外交政策、外贸关系问题的研讨。 胡思庸认为清代闭关政策重点不是对洋商的控制，而是对国内经济、文化的保守政策，是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产物。谢俊美在总结胡绳、戴逸、刘大年等人观点基础上，认为闭关政策有自卫意义，但长远来看是一种国策失败。沈渭滨、夏林根则专门论证了清代闭关政策的“自卫作用”，认为清代闭关政策是清政府维护封建专制总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980年，陈胜粦撰文支持批评“闭关政策”的立场，赞成戴逸、胡思庸等观点，否认“闭关政策”有民族自卫意义。 至此，一些学者一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观点，即从强调清代闭关政策具有抗击侵略、保卫民族的意义，转而认为闭关政策是落后封闭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学术界一味批评清朝“闭关政策”的主张提出质疑。1982年，郭蕴静首先反对“闭关锁国”之说，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国家实施了保卫自身权利的措施；二是清朝并未彻底断绝对外往来，“闭关锁国”一词典籍难寻；三是闭关并未影响贸易。遗憾的是，此后大多反对“闭关锁国”之说的文章，要么不追溯“闭关锁国”之说的来源，要么把“闭关锁国”与“闭关政策”相互混淆。 1983年，汪敬虞推进了相关研究。他肯定清代闭关政策的存在，认为严格海禁的时间很短，但禁海精神和管理措施在鸦片战争前绵延了约200年。汪氏总体上辩证地看待清代闭关政策，一方面认为闭关政策尤其必要，是防卫殖民主义侵略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认为闭关政策不利于清朝经济发展。1988年，郭蕴静在中外关系史会议上，就“清代闭关锁国”问题发言，认为清代禁海和一口通商，并非闭关；清朝防夷，不是锁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证明清代并未闭关锁国。 1986年，在论证清代贸易发展时，黄启臣对“闭关锁国”论提出新批评：“长期以来，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清代前期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海外贸易微不足道，甚至比不上宋、明两朝”；“不能笼统地说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是实行一条闭关锁国政策，它实行的乃是开海设关、严格管理贸易的政策，海外贸易额比宋、明两朝是有发展的”。同一时期，对清代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之说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还有夏秀瑞，他认为清代前期实行的是开海贸易政策，“闭关锁国”的论调来自西方的“中伤”，与中国传统的外交贸易政策不相符合。 面对不同学者的公开质疑，戴逸并未放弃清代实行“闭关政策”的观点。他承认清代外交政策实施过程的复杂和对外贸易额度的增加，但更强调乾隆以后统治者的封闭保守心理，以及清朝失去了追赶世界潮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