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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成果的发布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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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代表我国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兼副部级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 副院长总结了一篇他们的研究成果,《王广:阶级分析方法仍是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科学方法》,该论文博大精深, 重点不是在提如何阶级斗争,但是在提阶级斗争的准备工作 先恭敬摘录全文如下: 作者: 王广       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种真正的思想体系,总离不开独具特色的学术话语和方法论支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宏伟的理论大厦中,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具有支撑意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性质和特色的重要内容。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他甚至强调:“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为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了科学指南;从实践层面看,它为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成为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锐利武器。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僵化、教条式的理解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曾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当前,深化史学理论研究,建构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中国史学,需要深入理解阶级分析方法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在史学研究中科学合理地加以运用,让这一重要研究方法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一、我国学界看待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几个阶段    “伟大的思想也有自己的《fate》[‘命运’]。”马克思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阶级分析方法。通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学术史,我国学界对阶级分析方法的看待和运用,走过了一段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阶级分析方法成为重要的革命理论指南和学术研究范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也随之传入中国。这一方法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理论上的彻底性,逐渐成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严酷而紧张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分析革命问题、制定斗争策略的重要工具。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指出,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去、现在、将来的三大理论“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从理论的高度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世界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一是倡导社会改良、主张阶级协调的所谓“社会政策”;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举行暴力革命和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走议会制民主道路;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主张当时的中国首要问题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五是无政府主义。在这些方法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政策,是补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黄爱、庞人铨等人于1920年11月21日在长沙成立湖南劳工会,初创时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在1921年11月21日,即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时提出了改组建议,明确讲道:“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他强调:“这是宗旨所在。”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为坚定主张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名篇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依据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动力、依托、对象、任务、途径等一系列问题,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分析方法也成为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马列五老”和李达、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研究范式,推出了一大批为学科发展奠基立论的经典篇章。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就强调,是书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性质“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则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叙述了残暴的封建统治如何压迫农民阶级以及后者如何被迫起来反抗压迫的历史过程,肯定了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    二是20世纪50—70年代,存在简单化、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现象,而随着现实形势的发展,这一研究方法逐渐转变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随着“三大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确立,党和国家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革”等问题,都与人们对阶级问题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理解有关。“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关于“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在这种现实形势的强烈影响下,阶级分析方法脱离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学理性,脱离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范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随着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党的政策重新发生‘左’的逆转,史学领域强调‘阶级分析’的风气日盛,‘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争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界探讨的主题”,再加上政治领域的深刻影响,一些人“将‘革命’等同于‘阶级斗争’,又将阶级分析方法‘唯一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陷入僵化困顿”。    三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存在着回避、远离甚至排斥阶级分析方法的现象,较少有研究提及或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帷幕。这一时期,各个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大量西方学术成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范式、话语较深地浸染到当代中国学界的研究中。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历史终结论”等谬说,占据一定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出于对政治记忆和意识形态的回避,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学术理论尤其是披着学术外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去阶级分析方法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的选择。例如,在社会学研究中,“从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转向韦伯传统的阶层分析,特别是转向以布劳—邓肯模型为基础的地位获得研究,最终,阶层分析全面取代了阶级分析,成为中国社会学关于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在历史学研究中,由于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复杂影响,历史学的宏大叙事遭到解构,反本质、反规律、“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等倾向流行一时,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几乎被束之高阁,少人问津。   …